黄有光:失业与物价上涨,哪个更让人不快乐?

2020-09-17 08:53:17
在经济方面,大概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domestic product),及其增长率为最受关注的变量。此外,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变量应该就是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失业与物价上涨,哪个更让人更不快乐呢?

经济学中有一个所谓的“悲惨指数”(misery index),这指数就是失业率加上物价上涨率。人们知道高失业率和高物价上涨率都不好,但不知道哪一个更不好,两者相差多少。因此,经济学者就把悲惨指数定义为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的无权或平权总和。多数人应该会同意,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应该比每一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率更加糟糕,但很难说是糟糕多一倍还是十倍。经济分析本身不能论证这个倍数。可以用快乐研究的结论来帮助论证这个倍数。

即使有钱花,没有工作的人也很不快乐。在很多情形,没有工作的非金钱上的影响,比失去收入的重要性要大很多倍,而且高失业率也对有工作的人的快乐有负面影响(Helliwell & Huang 2014),可能是因为使他们更加担心失业。就业比金钱重要。而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人们平均快乐下降的程度,是物价上涨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快乐的负影响的5倍(Blanchflower等2014)。因此,经济学者用的“悲惨指数”不应该只是失业率加上物价上涨率,而应该是五倍的失业率加物价上涨率。(根据 Hofstetter & Rosas 2018,p.22,是4倍。)还有,很多问题,人们可以适应,久而不闻其臭,但人们很难随时间而适应失业(Clark& Georgellis 2013)。当然,这个5倍的数字,只是根据现有的初步的信息而暂定的。以后如果有更多的关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对快乐的影响的具体数据,我们可能可以再修正这个倍数。

物价上涨率是指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每年上涨的百分率,也叫通货膨胀率,叫物价上涨率比较直接。通货是指流通的货币;通货增加通常会使物价增加。因此,有人把物价上涨称为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只是物价上涨的通常原因,流通的货币的膨胀率和物价上涨率未必完全相等。因此,用物价上涨率比较合理。

商品包括物品(goods)与服务(services)。可以把这些定义为,不但包括消费品上的物品与服务,例如面包和理发,也包括生产投入或要素上的物品与服务,例如土地和劳工,以及中间产品如原料。那么,根据这个广义的定义,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同比例增加,他们之间的相对价格就没有变动。在这种简单的情形,基本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中性定理。这定理说,如果所有广义商品的价格都同比例变动,不论是增加或减少,他们之间的相对价格不变,则没有实值的变动,只有价格的变动。例如,一个有100元预算的消费者,面对两个消费品,每单位2元的A和每单位3元的B。这消费者的100元预算,假定来自工作10小时,每小时工资10元。如果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包括这消费者的工资和A与B物品的价格都加倍。那么,他同样工作10小时,可以得到200元的消费预算。而面对每单位4元的A和每单位6元的B,那么,他的可能选择的消费品组合,和在所有价格还没有加倍以前是一样的,他会购买同样的消费品数量。实值经济变量没有变动,只是价格加倍。

更进一步,如果经济中没有实值的变动,包括技术与资源没有变动,消费者的偏好没有变动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会影响绝对价格,不会影响相对价格与实值变量。这就是传统经济学中有名的货币是中性的理论(neutrality of money)。不过,严格而言,这个货币是中性的结论,是在所有个别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没有能够影响价格的力量,或者说,竞争是完全的,垄断力量等于零,还有包括劳工在内的所有资源或生产要素都充分就业等条件下论证出来的。

我曾经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分析、宏观分析与全局均衡分析结合起来,成为综观分析。“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全局是和局部对立的;一般是和特殊对立的。用综观分析,就可以得出,即使在传统的没有时滞(time lags)和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的条件下,只要不假定完全竞争与充分就业,就可以得出,货币可能不是中性的结论(Ng 1982,1986, 2014)。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读由熊秉元编,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大家谈》内的拙作, 或黄有光(2010,第一部分);黄有光, 张定胜 (2008,第9章)。

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非传统的情形。在简单的货币中性的情形,为何物价上涨会是一个问题呢?在所有广义商品的价格都严格同比例变化,而且这变动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形,可以说没有问题。然而,这在实际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实际世界中,物价上涨率会是多少,很难完全准确预期。这就造成一些不确定性,而这会影响投资等活动。更重要的是,物价的变动,也不是完全同比例的,例如,有些人的工资跟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而有些人的跟不上。再如,很多大城市的房子的价格上涨幅度很大。那些已经买了房子,甚至有投资用的房地产的,可以从包括房子的价格的物价上涨中而得利。尤其是,如果你在房子价格低、利率低的时候,向银行以固定名目利率或名义利率借款买了房子,尤其是投资用的房地产,那么,如果物价上涨率增加,名义利率增加,但你的固定利率的贷款的名义利率不变,你面对的实值利率反而下跌,而房子价格增加,你就发财了!

记得多年前,大学的一位同事已经买了投资用的房地产。后来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与房子价格都大涨时,人们在讨论物价上涨的问题,他说,“只有穷人才担心通货膨胀!”,他自己早已经成为肥猫(fat cat)。不过,对于那些还没有买房子的人,当物价上涨,尤其是房子价格的大量上涨时,就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进一步说,如果物价上涨率很高,人们就避免持有现金与银行低息存款,这会增加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增加物价。物价上涨达到超高速度时,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物价上涨率高,也被认为是一件坏事,被放在悲惨指数中。

不过,大约每年2-3%的温和物价上涨,对经济的调节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由于技术与偏好等变化,实际经济中的各个部门需要调整,有些物品需要增加生产,有些需要减少。相应地,有些资源与工作人员须要转移。为了鼓励这个转移,有些工资须要提高,有些须要下跌。然而,名目工资对下跌有刚性。如果物价上涨率为零,实值工资的变动,只能够通过名目工资的变动来达致。由于名目工资对下跌有刚性,要通过让名目工资也下跌,痛苦比较大,很难达致。如果每年有百分之三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就可以维持名目工资不下跌,而让实值工资下跌,就可以以比较低的痛苦,完成调整。因此,各国的目标物价上涨率,不是零,而是百分之三左右。

记忆中应该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nthony Atkinson,就是2017年去世,2018年牛津大学请我讲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的那位Atkinson。他曾经在一个会议中解释温和物价上涨的上述利益。听众中有一位经济学者发言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实值工资是因为物价上涨,或因为名目工资下跌而减少3%,实际经济情况是一样的。这位经济学者是太没有考虑到实际世界中一些简单经济学模式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有些书呆子了。

文献

黄有光(2010)。《从综观经济学到生物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有光, 张定胜(2008). 《高级微观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熊秉元等 (2019).《经济学大家谈》,东方出版社.

BLANCHFLOWER,D., BELL, David N.F., MONTAGNOLI, A. & MORO, M. (2014). The happinesstradeoff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6(S2):117–141.

CLARK, A. E., & GEORGELLIS, Y. (2013). Back to baseline in Britain:Adaptation in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Economica, 80(319): 496-512.

HELLIWELL,J. F., & HUANG, H. (2014). New measures of the costs of unemployment:Evidence from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3.3 million Americans. Economic Inquiry, 52(4):485-1502.

HOFSTETTER, M., & ROSAS, J.(2018). The poor and the rich: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CEDE 2018-05 .

NG, Yew-Kwang (1982). A micro-macroeconomicsanalysis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firm, Economica,1982, 49: 121-139.

NG, Yew-Kwang (1986). 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Analysis, London:  Harvester, 1986.

https://www.dropbox.com/s/efj78tcqpxajarq/Mesoeconomics.pdf?dl=0

[See Robin MARRIS (1991). ReconstructingKeynesia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for an evaluation.]

NG, Yew-Kwang (2014). Why isfinance important? Some thoughts on post-crisis economic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5.

PICEK, Oliver (2017). The“magic square” of economic policy measured by a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x. Working Paper No. 1702, 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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