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欣
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市场近期也对这一论述给予了较大关注，提出这一论述的背景主要在于全球经济低迷叠加保护主义上升，而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在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加大改革力度。这其中加强分配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是关键步骤。
一直以来，我国拥有的庞大消费市场都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支出法核算GDP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常年稳定在60%左右，所以有“消费稳则经济稳”的说法，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一般会占到GDP的80%左右，从这点看我国未来发展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消费能持续发力，并以此促进生产端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那么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标实现起来也就相对容易。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实现的增速并不十分理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万亿元，同比下降1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55869亿元，下降10.9%。如果不考虑疫情影响、将时间拉长，其实最近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处于缓慢下行的状态。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曾创出20%以上的高点，而到2019年，这一数据已下降至8%。
其中原因，可以从供需两端制约消费的方面逐一分析，在供给端，其实我国当前仍存在很多制约消费需求合理释放的障碍，比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领域我国还存在有效供给不充分的问题；在需求侧，一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近年来出现了缓慢下降的态势，在2000年到2009年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多数时期保持在10%以上，2009年以后则缓慢下降，到2019年末这一增速已下降至5%，基本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走势相同，说明消费的增幅主要受到收入增幅的影响；另一方面，最近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作用下持续繁荣，这虽然短期能带动家具、家电等消费，但长期却形成了对消费的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做强做大消费市场。
因而，未来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强大消费市场的作用，这又需要持续扩大中产阶层，如果未来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能扩大一倍，由此爆发出的消费潜力将是巨大的，而且当前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已与此前有了明显的改变，这点从我国当前汽车市场就能看出些许端倪，虽然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乘用车整体销量出现了下滑，但以ABB（奥迪、宝马、奔驰）为代表的豪华汽车销量却是同比增加的。
表面上看，有效扩大中产阶层数量的最直接方式是给中产阶层减税，增加其可支配收入，近年来财政政策已加大了减税的力度和幅度，但如从国家整体看，减税其实是需要配合改革一起进行的，否则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减少和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拉弗曲线还没有到正反馈的时候财政就已不堪重负，进而带来社会公共服务的减少和通胀的增加。
扩大中产阶层数量需要在收入分配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前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60%左右，虽与德国、加拿大等国接近，但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却低于这些国家，如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则仍有较大差距，这都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合理释放。因而，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此，具体而言主要需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是要在税制结构上加大改革力度，现有税制主要以间接税、向企业征税为主，这样就造成了企业和中产阶层税负过重的问题，未来要扩大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就需要增加对财产收税的直接税比例，这样不仅可给企业减负，让企业有更多留存收益用于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的研发，更能实现给中产阶层减负的目标，扩大中产阶层数量。
二是逐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一方面各级政府压减不必要支出，这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另一方面稳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比例，让能够转为市场化运作的事业单位有序转为企业，减少财政资金压力；此外还需逐步构建与地方财力、居民消费能力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限制一些地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盲目投资和超前投资，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保持地方政府合理负债规模。
三是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行业向社会资本的开放力度。当前很多工业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在上述领域却还存在供给不足，未来可加大这些领域的开放力度，通过市场的力量增加这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而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四是探索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减少房地产市场对居民消费市场的虹吸作用。短期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高压态势，长期则应结合税制改革，对居民超出自身居住需求的住宅征税。
综上，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未来仍需加大分配领域的系列改革，如此才能有效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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